（九）关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变化
"8月下旬，中央文革小组被改组。其中最激进的4名成员——王力、穆欣、林杰和关锋——被免除职务。"（见第183页）
中央文革小组是于1966年5月28日宣布成立的一个直接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文化大革命"领导机构，其成员共有18人。按照当时中共中央文件的通知，他们是：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成员确定后另行通知。这4名成员后确定为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以上合计为17人。后又任命陶铸为顾问合为18人。其中从来没有过林杰。据了解，林杰是红旗杂志社的编辑，"文革"开始后曾是中央文革小组中较有知名度的一位工作人员。这个人员组成很快就发生很大变动。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组员谢镗忠、尹达、郑季翘、郭影秋、杨植霖、刘文珍和顾问陶铸陆续被排除，到成立一周年时，就只剩下陈伯达、康生、江青等9人。为要说清书中谈到的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所谓"改组"问题，这是需要先弄清楚的。书中谈到的在1967年8月中央文革小组经历过一次人员变动确实是发生过，不过谈不上是改组。而且讲的情节和涉及成员也不够准确。首先，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在1967年8月下旬所发生的重大人事变动问题，在中国通称为"王关戚"事件。关于这一事件已经发表过不少文章和著述。特别是亲自参与其事的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书中列名的穆欣，在自己的回忆录《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1957－1967）》一书中也有详细的记述。这一事件的大体经过是：1967年7月和8月，"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展到了连毛泽东都无法驾驭的"天下大乱，全局失控"的危险局面。正当毛泽东和周恩来想方设法力图稳住局势的时候，林彪、江青一伙则唯恐天下不乱地挑起了新的"内战"。他们指使红卫兵批判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公然鼓吹"揪军内一小撮。"8月7日，王力发表煽动夺外交部大权的讲话，在外交方面接连制造事端，以致发生火烧英国驻北京代办处，这样建国后从未有过的恶性外交事故，破坏中国的国际形像。这一切使全国局势更加混乱。毛泽东在上海看到《红旗》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曾批示它是"大毒草"。负责外交工作的周恩来总理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和整个局势的极端严重性报告了毛泽东，敦促他下决心采取断然措施，结束这种严重的动乱局面。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对王力、关锋、戚本禹隔离审查（稍后又决定对戚本禹暂缓处理）并责成周恩来严肃处理。8月30日晚，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这次变动确实是自发动"文革"以来对日益不可一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重大打击。1968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中央文革小组已从原来的18人剩下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5个人了。
最后，把王力、关锋、穆欣、林杰四人统称为中央文革小组中最激进的4名成员也是不准确的。激进一词是西方学者的通常用法，按我们习惯的定性则应称为极"左"派。林杰的情况前已述及，他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然也就不存在所谓文革小组最激进的成员之说了。王力和关锋确实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最激进的成员，是江青、康生、陈伯达推行极"左"路线的得力干将。至于穆欣则根本不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最激进的成员。穆欣在"文革"前长期担任《光明日报》社党组书记，副总编辑。"文革"开始后，他被指定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66年6月初旬，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和《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在"文革"伊始，按穆欣在《十年自述》中的话说，他是"在迷惘与惶惑中跟着走"。但后来逐渐看透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阴谋伎俩，"对《红旗》杂志的事，始终采取不沾边的态度"。在中央文革小组，除掉在工作上奉令而做的那些事情以外，在私人关系上一般采取不接触的态度。在内心深处也陷入极度痛苦之中，他打比喻说当时的心情：面对全国混战，两军对垒，自己爬伏在交战双方之间的一片开阔地里，任凭双方互射的炮火在头上横飞，只能静静地伏在那里，走也走不开，动也不能动，不知道拖延到何时才能解脱？1967年7月间，穆欣为他的弟弟杜保同向中央转送过七机部四院一派群众组织"新红联"外调组关于蒋匪军委第六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情况调查材料，其中涉及林彪的夫人叶群（当时名叶宜敬）。原在这个训练班担任教官的欧阳敏纳给林彪写信，说有人调查叶群在"青训班"的历史。林彪对此极为不满，派人追查。结果发现杜保同是经过穆欣转送这份材料的，于是认定穆欣是"黑手"。1967年9月7日，江青与谢富治下令将穆欣关押到北京卫戍区，穆欣从此失去行动自由。1968年1月13日，穆欣被押送到秦城监狱，监禁长达八年之久，直到1979年12月15日，才予以彻底平反。穆欣从中央文革小组中被清除，时间上早于王力、关锋，涉及的事情和性质也完全不同，不应混为一谈。
（十）关于"五一六事件"牺牲品问题
"五一六事件的全部五个牺牲品显然都是陈直接控制下的《红旗》杂志的副总编。"（见第185页）
这里有三点是需要与作者商榷澄清的。首先，这里所说的"五个牺牲品"作者是指1967年8月至1968年1月中央文革小组发生重大变动中"被撤销职务"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和林杰，把这五个人笼统地放在同一罪名下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首先，对"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已经判明，当时在全国开展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是错误的、无的放矢的。其次，王力、关锋、戚本禹被隔离审查以及穆欣被监禁的原因我们在上边已经谈过，都不是因为他们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后台操纵者。林杰更无从谈起。所以，不应当把他们五人说成是"五一六"事件的牺牲品。本书作者在这里这样说，可能是因为在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过程中，确实有文件把这时已被审查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列入了"五一六"黑后台的名单之中，而穆欣在秦城监狱也被定为《光明日报》社"五一六"分子的黑后台。而这些是不足为凭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身为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组长的陈伯达，竟也被定为"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九一三"事件后，连林彪也被称为"五一六"集团的总后台。这只能说是中国当时在极"左"的狂热支配下人为地随意制造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现象，而绝不能成为历史的真实。我们总不能因此说陈伯达、林彪也是"五一六"事件的牺牲品吧。第三，说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林杰都是《红旗》杂志的副总编也不确，据了解，林杰和戚本禹没有担任过这一职务。林杰只是《红旗》的一名编辑，而不是副总编。戚本禹在"文革"前是《红旗》杂志的历史组组长，后调到中央办公厅任秘书局副局长，也没有任过《红旗》副总编。
（十一）关于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他于1966年写给江青的、表达对林彪的行为忧虑的信件，很快在党内公布"。（见第335－336页）书中对这段话作了如下注释，"在林彪死后，毛公布这封信如此方便，以至于文革结束后，中共党史学家似乎对它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为了回答这种怀疑，一位老历史学家回顾了以下一段情节：当林彪知道毛1966年的那封信后，他极为焦虑，以至于毛决定不将它公布，并且确实命令销毁它。但正要销毁时，"左"派宣传家戚本禹向周恩来抗议说，毛的话太珍贵了，不能用这种方式销毁；总理反复向他保证说，已命令那时的宣传部长陶铸复制一份。林彪摔死后，公布的是这个复印件的复制品，因此容易引起对有关真实性的怀疑。请参考谭宗级《教学参考》（下）中的描写，第41页"。（见第335－336页）
这段注释所引谭宗级教授《教学参考》（下）中关于1966年毛泽东致江青信的描述与史实有些出入。根据目前我们所调查和了解到的情况，这封信的经过是这样的：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给远在上海的江青写了一封内容深奥、文字隐晦的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更直接而集中的表述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和意图。其中谈到了对林彪"五一八讲话"中有关政变提法的"不安"，认为林彪对他的颂扬之词是"吹"，"吹得神乎其神"，"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表达了"盛名之下"仍要严于解剖自己的愿望。毛泽东写信后，他的机要秘书徐业夫誊清了一份，毛泽东看后改了几个字，交徐业夫存档，而把原信寄给了江青。当时，周恩来正好陪外宾来武汉见毛泽东，期间，毛泽东让周恩来和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看了这封信。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对林彪"五一八讲话"的不安后，表示自己愿意主动找林彪谈谈这件事。周恩来找林彪谈了这封信及毛泽东的不安后，林彪确实感到焦虑和紧张，并表示以后不再那样讲了。江青后来让林彪看了毛泽东寄给她的那封信，为解除林彪的疑虑，江青当着林彪的面烧毁了该信。原件虽然已不存在，但徐业夫誊清并经毛泽东改过的信还在。因此，林彪摔死以后，在1972年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中央政治局作为会议的重要文件印发这封信，当然就很方便了。这里不存在文件的历史真实性的问题。
（十二）关于迟群和谢静宜的职务问题
"该小组由前中央警卫团、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政委迟群领导。迟群当时是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他的助手谢静宜，也来自8341部队，曾做过江青的秘书，后来调到清华大学担任革委会副主任。"（见第345页）
根据我们所掌握和调查了解的情况，这里有二点是需要澄清的。这里所讲的小组是指1968年7月中央派往清华大学的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不过该小组负责人迟群不是8341部队的政委，他仅是8341部队政治部宣传科的副科长。江青曾经许愿让迟群当8341部队的副政委，但没有成为事实。其次，谢静宜在"文革"前是中央办公厅及8341部队的机要员，曾做过毛泽东机要文件的管理工作，可能同时也替江青管过文件之类，但没有做过江青的秘书。
（十三）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酝酿过程
"叶剑英又回到了他的故乡广东，在这里他与邓小平会了面，发现邓也做好了战斗准备；我们要么任人宰割，让党和国家蜕化变质，眼看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先烈用热血换来的江山被这四个人毁，甘心历史倒退一百年，要么我们就与他们斗争到底，只要一息尚存。如果我们赢了，一切都迎刃而解；如果我们输了，只要活着，我们就上山打游击，或者我们也可以到国外找一块庇护地，以待时机。目前，我们可以用来与他们作斗争的力量至少有广州军区、福州军区、南京军区。如果再拖下去，连这一点本钱我们也会输掉。"（见第366页）
该书作者在这里所述的是1976年8月毛泽东病逝前夕，"四人帮"夺权活动日益猖獗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这里有二点是不符合史实的。叶剑英传记组组长、著名专家范硕将军对叶剑英元帅行踪的把握应该是有权威性的。据他所著《叶剑英在1976》一书所记载：第一，在1976年8月前后，叶剑英和邓小平都在北京，而没有到广州。叶剑英在1976年"四五"运动后不久，从城里搬到了西山15号楼，在粉碎"四人帮"之前他一直住在这里，并没有在8月份离京回到他的故乡广东。邓小平在1976年4月7日被再次打倒以后，一直被软禁在北京，也从未到过广州；第二，叶剑英在1976年8月前后没有也不可能与邓小平会面并商量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叶剑英起初悄悄地去看望他，以后不能再亲自去了，就时常让子女去探望。因为当时邓小平已被软禁，而叶剑英早在2月3日中央一号文件中被宣布因"生病"而不再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自身处境也很艰难。他们二人在毛泽东病逝前夕并没有会过面，邓小平更没有向叶剑英讲过如何同"四人帮"斗争到底的话。但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这里所引用的加赛德《活跃起来！》一书中邓小平说的与"四人帮"斗争的话，同在周恩来治丧期间，叶剑英与邓小平会面时的谈话有些类似。据《叶剑英在1976年》一书中的记载，在1976年1月，叶剑英同邓小平曾有如下一次对话：叶剑英说：这伙人欺人太甚，步步进逼，他们趁总理去世，主席有病，越闹越厉害，下一步还不知搞出什么鬼名堂，我们要赶快采取对策！邓小平说：没有什么好怕的！我早就作了思想准备，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最坏是罗迈下场！我这个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决不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但我相信，我们的事业会后继有人。我们的党是有希望的。我不在位了，不要紧，只要你老帅在，还有其他老同志在，就不怕那几个跳梁小丑闹事！叶剑英说：看形势的发展吧，我也可能保不住了。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要斗下去！邓小平说：不过，要讲究斗争方法，这是总理临终前嘱咐。作者是否把这次叶邓的谈话，时间弄错移后了？
（十四）革命委员会是否经过民主选举问题
"很多权力落到群众组织手中，因为革命委员会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见第552页）
这里有二点是需要与该书作者商榷的。首先，说革命委员会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这或者是传闻的失误，或者是出于西方某些思维逻辑推演而产生的误解，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其实，革命委员会不过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由局部夺权发展到"全面夺权"，直至全局失控的严峻情势下，历尽磨难后才在中央的直接控制与指导下，靠军队支"左"与多种力量的平衡而建立起来的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原设想通过大批判促进"大联合"，然后实现"三结合"来建立革命委员会，但实践与设想并不一致。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之后，结果是越批越对立，越促越混乱，群众组织之间派别林立、武斗泛滥，闹得不共戴天，根本就不可能按行业和系统形成统一的组织或"代表大会"，根本无法实现什么"大联合"，更别说"民主选举"了。按公认的一些准则，民主选举需要有公正的无歧视的选民登记；公开的平等的竞选和自由无压力的投票等，以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选择权力。而这一切，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与其说革命委员会是"民主选举"的产物，勿宁说它是所谓"大民主"的产物。这种"大民主"的具体形式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大串联"，它从"文革"一开始就是对民主和法制的践踏，是对公民权利的任意破坏，是一场无法无天的社会大浩劫，它不仅不能实现任何意义上的民主，而且连公民最基本的人身自由和生存权力都无法保障，只能走向民主的反动；不仅不能实现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而只能使中国社会走向大分裂、大动乱。"大民主"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更是造成了沉重的灾难。
其次，革命委员会建立后，并没有使"很多权力落到群众组织手中"，毛泽东开始也希望"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能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成为具有崭新的革命作风和有利于人民的制度，所谓"既当官，又当老百姓"。而体现这一切的依据便是"三结合"中有所谓"革命群众"的代表，也就是有各个"造反派"的负责人参加，认为这些人直接参加国家的管理，对各级政权机关可以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督，这就保证了各级领导永远和群众保持血肉联系。事实上，这些所谓的"群众代表"根本不可能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即便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某一部份群众的利益，但在高度集权的革命委员会决策机制中，也主要是"三结合"中担任主要负责人的军队干部说了算。据统计，担任县以上各级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军队干部，全国共有48000人。其中担任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的共20名，占69％，担任县以上各级革委会主任的一般在80％以上。例如北京市占78％，广东省占81％，辽宁省占84％，云南省占97％，湖北省占98％等。所以"群众代表"实际上起不到很大作用。后来，随着省以下各级党委的重建工作的完成，这些"革命群众"的代表在新一届革委会中的比例已大大下降，并且在常委中的比例更小，基本上都没有担任什么重要职务，他们不可能有多少权力。
（十五）关于邓拓之死
"邓拓1966年5月在被捕后不久即被杀害（也有人说是自杀）。"（见第600页）
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事实真相是1966年5月17日夜晚，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在自己家中自杀身亡。邓拓死前并未被捕入狱过。所谓"被捕后不久即被杀害（或自杀）"的说法是不确的。他是在经过1966年5月上旬对"三家村"和《北京日报》的批判，自己被莫须有地诬陷为"叛徒"，北京市委已陷于风雨飘摇境地的一系列无情打击之后，怀着悲壮的复杂心情，毅然决定以死抗争的。死前，邓拓在家里给北京市委领导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给家人也写了一封信，要求子女永远跟共产党走。有关邓拓自杀的情况，他的夫人丁一岚所写《忆邓拓》，他的儿子邓云所写《回忆我的爸爸邓拓》等文章中都有记述。两文均载《忆邓拓》一书。海外的某些谣传是不可信的。
（十六）关于四清运动
"因而，在社教运动的第一阶段，中共发起了一场'四清运动'，以清理农村干部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经营管理方面的错误。然而，要清除的主要问题仍是经济方面的"。（见第565—566页）
这里似有二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澄清。第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个阶段的内容是不同的。第一个阶段是从1963年2月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决定在农村开展以"四清"为主要内容、在城市开展以"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到1964年底；第二个阶段是从1965年初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主持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开始到1966年春，这个阶段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称为"四清"运动。在社教运动的第一阶段，"四清"仅限于农村，内容是根据河北省保定地区的经验总结的，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后来这被称为"小四清"。而第二阶段，社教运动就叫"四清"运动，而这时的"四清"内容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作者可能将两个不同阶段的"四清"运动及其内容混淆了。
第二，说社教运动的第一阶段在农村进行的"四清"运动所要清除的主要问题仍是经济方面的，也有待商榷。毛泽东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天天讲"理论的重大战略部署，它从一开始就有着在中国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的明确目的。虽然一开始在农村进行"四清"的内容是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从字面上看似乎所清除的主要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虽然"四清"对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方面的许多缺点，也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毛泽东提出在农村搞"四清"，其根本出发点和着重点并不在这里。在毛泽东看来，清理经济问题只是运动的着手处和突破口，他最关心的一点是抓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正是由此出发才会逐步发展到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运动的重点。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发起农村"四清"运动的前后的多次谈话中都讲得很明确。1963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总结湖南、河北等地的经验时，提出农村"四清"运动应当学习这些地方整风整社的经验，那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26日他对大区书记讲：贫下中农组织一定要搞好，在农村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会后他又说：如果我们不整风，那些县都要出修正主义。如果我们再不搞，再过10年，中国也会出修正主义。在1963年5月20日发布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10条》）这一指导社教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中，以及同年9月27日通过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10条》）中，都明确指出"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任务，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由此来看，说农村"四清"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防止和清除"修正主义"，是要清除党内的所谓"走资派"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史实是论断的基础，也是判断观点是否正确的标准和依据。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们共勉。
张志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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