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大姨，六十年代初嫁给姨夫，姨夫是一个憨厚且倔强出奇的农民，解放时被划为地主成份，在上世纪包产到户前，大姨一家绝对地抬不起头，是人人可欺负对象。一些年轻人没事找事地和大姨一家发生纠纷，吃亏的是大姨一家。大姨勤劳善良，见人说话低声下气，从没有在别人面前寻过是非。有时大姨到我家一玩就是几天，和母亲诉说着就哭了起来，除了在母亲面前，大姨连个哭的地方都没有。当年大姨一家八口人，姨夫是个倔巴老，宁可饿死也不求人，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以姨夫的性格和为人肯定借不到粮食，再说他是那种宁可饿死也不愿求人的。好几次大姨三更半夜跑到我家借粮（大姨家和我家相隔十来八里山路），有一次据大姨说全家饿了一天多了。幸亏父亲为供销社代销开了个小商店，当时有个政策，出售木耳等山货，每出售一斤木耳奖励1.5斤粮食指标，父亲冒着风险给开假票，套取购粮指标（凭指标在唯一的国家粮店买粮，每斤包谷9分钱），开好票再借给大姨20元钱，就可以买200多斤包谷，但八口之家管不了一个月。在我的记忆里，大姨每年受到饥饿的煎熬。母亲常感概，你大姨这辈子要是吃上饱饭就好了。
包产到户后不久，大姨一家吃穿问题都解决，还供二儿子考上大学，儿子女婿每年有数万乃至上十万的收入，苦日子总算熬过去了。大姨总是给子女嘱咐：要记住你姨夫救了我们一家！时过二三十年后，大姨见到我总念叨我父亲救了他们一家的命，那种言真意切的感谢，我忍不住听下去，眼里充满泪水。我觉得很是惭愧，吃饱饭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为吃饱饭要感谢别人，那到底是谁剥夺百姓吃饱饭的权利？大姨算是老来得福，这不是谁的恩赐和奖赏，只不过刚得到一点追求享福的自由，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挣来的。农民尤其是我祖辈父辈这一代人遭的罪实在难以言说，父亲生于1947年，没几年赶上合作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1958年老家大跃进运动被要求参与大炼钢铁，年仅十一二岁的就背着背篓去二十多里路的山里背运矿石，劳累饥饿，走着走着就靠在山路上睡着了。
1961年正在张滩中学上初中一年级，因为饥荒不得已回家开荒种粮保命，从此告别学校成为农民。自我记事起，父母在大集体干农活经常到黑夜才回来，饿的咽肠气短还得背着集体分给的包谷红苕之类的口粮。比起大姨来，父亲父母一生也好不了多少。他们这个年龄的人，出生不久赶上大跃进大饥荒，在半饥半饱中长大，到1984年才能吃饱饭，那时父亲已经37岁，人生大好时光已经过去。到九十年代初，农业税费非常繁重，仅靠种地收入已经不能糊口，到2004年减免农业税费，父亲年近60岁总算松了口气，但已经老了，再也不可能去拼搏创业，现在每月领着60元的农民养老金。老家和父亲同龄人有终生食不果腹者，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死于七十年代那些农民，没有吃过几天饱饭，真的是饿死鬼。
来宝胜，《共识网》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