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网专访萧冬连
嘉宾简介：萧冬连，1950年10月生，湖南省衡东县人，解放军上校。1969年参军，1978-1886年间，先后在南开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主修中国近现代史和经济学。1979年至2000年，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国防大学任教。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共党史和当代中国史。近期出版有新作《国步艰难：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
四、运动治国再起：从"反思左倾"到"文化大革命"
"纠左"与"反右"：毛泽东政策让步的底线
袁训会：从庐山会议到文化大革命，中共每一次的政策实施出现严重后果以后，都会有反思左倾的政策调整，但是随着调整措施的落实，政策倾向又会摆回到左倾激进，您认为原因何在？
萧冬连：第一原因是毛泽东。毛泽东以他不可忤逆的意志左右了政治走向，1953年新民主主义的存废、1956年反冒进到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庐山会议从纠左到反右倾，1962年从"全面调整"到"阶级斗争"，每次政策转向都是毛的意志在左右。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历史形成的，它有很广泛的社会基础，当然也与毛在革命年代的历史功绩、地位有关系。另外毛的个人魅力也有影响，浪漫主义的诗词，通今博古的言谈，这些都征服了那些高级干部。
除社会历史原因以外，就是党内斗争。伴随着党内斗争日益激烈，个人崇拜也在走向炽热化。庐山会议前后毛泽东的影响力有个显著的变化，庐山会议之前党内对毛的崇拜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庐山会议以后党内--特别是在高层--对毛的畏惧占了很大的比重，因为反右倾一下把几百万的干部打下去了。当时陈云有一个提法："逢人只说三分话，不敢全抛一片心"，反映了当时党内的政治状况。
为什么纠正起来比较困难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毛泽东"不断往前闯"，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对毛有极强的牵引力。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一个任务完成以后就要提出一个新的任务，否则大家就冷场了，社会主义积极性也就不可能起来了。毛泽东有一个趁热打铁的思想，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是例子，体现出一种双重赶超的战略：一个是在生产力水平上超英赶美；另一个是在社会主义模式上超过苏联，创造一个比苏联更好的社会主义新模式，证明中国可以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并给世界做出一个榜样。所以他不允许任何对它们的挑战，否则毛会马上反击。
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的六、七个月时间里，毛泽东一直在纠左，一共搞了六次会议、两次政治会议、一次中央全会，召开庐山会议的本意也是纠左。但他是有底线的，即不能否认大跃进的"三面红旗"，纠左是为了继续大跃进，并不是要放弃它。彭德怀与毛泽东矛盾的核心就是这个，当然其中还夹杂着其它的影响因素：比如党内历史恩怨、高层权力斗争，所以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一发话，很多人--毛泽东本人和一些高级将领、官员--认为他是在向毛的地位和权威挑战。毛一反击，大家都来维护他，包括刘少奇也出来说："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与其崇拜彭德怀，不如崇拜毛泽东"等。刘少奇本来是想继续纠左，他跟胡乔木说除了反右倾以外，是否搞一个继续纠左的文件？但胡乔木不敢跟毛泽东说，后来他跟毛泽东说了，毛泽东说"有这回事"？然后就没吭气。实际不仅是刘少奇，恐怕还有很多人是想继续纠左的，但是在毛表态之后就只能一边倒。因为党内不能分裂，毛泽东要大家表态是跟彭德怀走还是跟自己走，如此一来，谁敢跟彭德怀走，当然跟毛泽东走，还要动员彭德怀服从全局、低头做检讨。当时，是非已经不是第一位了，第一位的是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和党内的团结。
徐书鸣：三年自然灾害在党内形成绝大的舆论压力，迫使毛泽东不得不作出让步，也正是因为这一让步是形势所迫的结果，所以在经济形势有所缓和之后，毛泽东迅速踏上了四清，甚至文革的道路，对此您有何评价？
萧冬连：毛的退却当然是形势所迫，但也不完全是被动的。毛泽东在1961年的退却还是认真的，特别是农村政策，他退了四步：第一步是恢复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纠正"五风"；第二步是缩小社队规模；第三步是解散公共食堂；第四步是把基本核算单位从大队下放到生产队，这四步对稳定农村形势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毛的退却是有底线的，在农村就是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因为这仍然是集体经济，再退就是包产到户，那就不是集体经济了。后来的政策分歧就在这里，农民想继续退，只有包产到户才能吃饱饭，而且这种想法很普遍。鉴于地方灾情严重，地方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救灾，让农民吃饱饭，所以在政策上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多地方都包产到户了，安徽把全省百分之八、九十的农田划为责任田，但是它说是责任田不是包产到户，这里打一个马虎眼，实际就是包产到户。
毛泽东当时认为三年自然灾害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调查研究、上情下达不够，地方的封锁消息使他难以了解情况，因而出现了"五风"：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多吃多占。还有几个大办，如大办养猪场、大办工业等，他认为这是问题的实质，只要纠正了这些问题，并制定一整套方针政策，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总路线就可以走下去。1962年调整超出了毛泽东的底线，不仅农民要求包产到户，党内包括高层很多人也主张包产到户，陈云、邓子恢以及毛的秘书田家英都是这种主张，对此刘少奇没有阻止，等于是默认，邓小平说也是类似的态度。据此，毛泽东认为中央第一线在困难面前政治上动摇了，要解散集体经济搞包产到户，这样会导致两极分化再度出现，国家要走了回头路。
从1961年到1962年，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与党内其他人有很大分歧。他认为1961年8月庐山会议以后，国家经济已经开始走出低谷了，刘少奇等人却认为困难时期没过去。所以1962年以后，毛泽东对党内情况有两点看法：首先是党内有一股"黑暗风"，实际上要否定三面红旗，借此给他施压；其次是"翻案风"，具体有两件事，第一是中央统战部提出一个方案，提出对1957年右派分子甄别，这个提案被中央否定了。毛泽东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右派自己都没有提出甄别，为什么统战部要提呢？这不就是平反过头吗？第二是彭德怀的"八万言书"，彭德怀为什么写"八万言书"？因为刘少奇在会上宣布彭德怀不能平反，不是因为他写信提的问题，而是他有个小集团，并里通外国。彭德怀不能参加七千人大会，他听到后很气愤，于是又写了一封信说如果自己被查到里通外国，就甘愿被枪毙，毛泽东认为是彭德怀在翻案。在外交问题上，当时王稼祥是中联部部长，他向中央建议要缓和国际矛盾，不要四面出击、四面树敌，不能光讲民族解放运动，也应该讲和平运动，借此给国内发展争取一个缓和的国际环境。毛泽东认为这是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上搞修正主义，犯了赫鲁晓夫式的错误，赫鲁晓夫当时提倡"三和两全"：全民党、全民国家、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中国不能走这条路。这个大背景下，毛泽东心想自己退到二线以后，党内一线已经走偏了方向，特别是刘少奇，他们都已经不大可靠了。
毛泽东为何退居"二线"？
徐书鸣：有观点认为毛泽东退居二线是想做太上皇，它是策略性的。
萧冬连：不能把毛退居二线看成一个以退为进的策略。毛泽东不屑于一般的繁琐国事，他的理想是充当精神领袖，研究社会主义重大理论问题，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方向，所以他后来说自己不想要"四个伟大"，只希望当一个导师。但是，这并不等于他放弃权力，最高权力还在党的手里，由中共中央主席一手掌握，国家主席只是个名义上的位置。毛泽东在中共八大时还说过，要吸取苏联的教训，斯大林没有培养好接班人，马林科夫太软了。他说，应该趁自己在世的时候解决接班人问题。毛泽东的构想是集体接班，他要搞几个副主席、总书记，一旦打起仗来，一颗炸弹不会把中国高层首脑全炸死了，肯定有人来掌握全局。不过，毛对刘少奇的不信任由来已久，在建国初期就对刘少奇有些不满意，政策上也有分歧。让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或者接班人是历史形成的，从延安整风时期开始刘少奇就是二把手。
袁训会：一直以来都是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但刘少奇似乎没有太多忤逆毛的意思。
萧冬连：对，刘绝对没有挑战毛的意思，他既没有这种想法也没有这个权威。1950年代，无论毛泽东走到哪里都有群众围上去喊"万岁"，反观刘少奇1961年去农村做调查的时候，一个支部书记跑到门口骂他"刘胡子"，不仅在基层群众中，他在党内高层也没有什么光环。1964年夏天，刘少奇动员大家下基层搞"四清"，他放下狠话"不下去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候补中央委员"，高层官员只得听从，但也是怨言颇多。当时几个军队将领散会后就骂娘。
刘少奇是个刻板的领导人，不具有毛泽东的魅力和个人崇拜。当然作为第一线领导人，他掌握实际权力。毛之所以会感觉到大权旁落，原因在于一线干的事情不符合他的心意，他觉得有必要采取措施重新掌握权力。
社会主义路线的分歧：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国际和国内背景
袁训会：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国进入了运动的高发期，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您认为这段历史走向的根源在哪？
萧冬连：根源可分为国际和国内两部分：国外因素是中苏论战引发的意识形态冲突，反修、防修成为中共的国策；国内因素是大跃进失败以后的党内分歧。
中苏分裂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既有国家利益的冲突、党际关系的纠葛、两个毗邻大国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也有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个性差异，互相争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解释权，争夺国际共产主义领导权等诸多因素。当时中共坚持一种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苏联、东欧国家则要对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做一些改良。尽管赫鲁晓夫走得不太远，但是我们认为他们已经走得很远了，苏联、东欧已经走向修正主义了，南斯拉夫搞工人自治和市场社会主义不就是修正主义吗？这场意识形态的论战可以归结为经典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潮流的一次激辩。
当时对国际反修、中苏论战的问题，党内高层十分亢奋，同仇敌忾。刘少奇做了好几个国际反修的报告；而中苏谈判的主将是邓小平，出访苏联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大都是他，导致中苏最终走向决裂的1963年中苏谈判，中共代表团团长就是邓小平。 "九评"是由邓小平具体主持撰写的，"九评"的观点主要来源于毛泽东，但它不能说邓小平的思想与"九评"有抵触，邓在中苏论战中上很坚定的。
国内因素是大跃进失败以后，大家都想退，但是退的底线是不一样的。1961年，毛泽东提出要调查研究，他认为大跃进过程中的问题根源就是过去没搞好调查研究。于是全党--从中央到地方--都到农村搞调查研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都到过最底层，其中刘少奇在湖南待了44天，还住过生产队的猪棚，在他的家乡了解情况期间，刘感觉到中共过去的政策的确有问题，必须纠正，否则"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错误路线上去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是刘少奇在这一时期提出来的。中共高层有人主张包产到户，是一个策略性举措，一个权宜之计，为了大家吃饱饭，等今后经济形势转好了，可以重新发展集体经济。总而言之，在困难面前，部分中共领导人逐步地放弃了1958年以来狂热的意识形态，向常识理性回归。
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有这种反思，党内还有一些人，包括一些地方大员仍然坚持总路线的思维，总想形势好了继续大跃进，这对毛泽东有影响。从国际反修到国内防修、从四清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党内思潮越来越激进。在反修、防修的问题上，中共内部是有共识的，因为反修正主义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但在对它的具体理解上还是存在分歧的，比如刘少奇、周恩来就比较强调党内干部腐化变质、官僚主义等问题，毛也强调这点，但是他认为党内高层路线分歧更危险，刘和周基本上不谈1962年的路线分歧。四清运动后期--1964年年底的时候，毛和刘的矛盾表面化了。一些高层领导人要刘尊重毛，动员他给毛做一个检讨，但裂痕难以弥合了，毛泽东已经失去了对刘的信任。我一直不理解刘少奇为什么在四清运动中这么激进，如果是为了迎合毛泽东，那他没必要在很多做法上比毛还"左"。
一场预防性的演习：毛泽东与文革的发动
萧冬连：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什么，有两种解释体系：一种是纯粹的权力斗争，毛泽东要通过群众运动打倒刘少奇，以解决大权旁落的问题；另一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毛在追求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目标过程中，遇到了空前的挑战，所以他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是上述两方面的复合体。打倒刘少奇肯定是首要目标，但是他斗争的对象不仅仅是刘，还包括其他党内高层，或者称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另一方面，毛泽东也把文革视为预防性演习，通过发动群众来解决潜在的危机，让没有经过战争年代考验的青年人在其中锻炼自己，培养出社会主义新人，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毛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新人才能建设社会主义，从60年代初期开始学雷锋、学老三篇、学解放军等一系列道德化、政治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的"神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心一闪念"。同时，大演习也能让左派、右派以及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暴露出来。最后，文化大革命宣称要建设一个无差别、无等级社会的新模式。然而文革时期混乱不断，体现出来的只有"破"，没有"立"，事实上也"立"不起来。
袁训会：文革的发动与毛泽东和党内权力斗争也有关系，还有一个根本原因是建国以来，中共特别不注重规则、法制，后来就发展成了无法无天的局面，毛泽东个人意志决定一切。
萧冬连：毛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运动治国，什么都要靠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的方式，这个东西可以算作毛的独创，战争年代，中共通过动员民众夺取革命胜利，建国以后它也是依靠这套模式，对规则、对程序则是不屑一顾。毛泽东要求实质民主、直接民主，他的直接民主就是发动群众运动，包括用群众运动来整治官僚主义。
五、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
改革的启动："文革把既得利益阶层给铲平了"
袁训会：有人认为，文革之所以能结束，不仅仅因为它让整个中国陷入民不聊生、全民灾难，更重要的是官不聊生，以及官员之间互相内斗。
萧冬连：文革虽然是全民运动，但是各个阶层都受到了冲击，党内的干部也不例外，他们在"打倒一切，全民内战"中都遭了罪，所以毛一去世，文革不可能再持续下去，党内在否定文革的问题上是高度一致的，但是对前17年的问题，党内认识就不一致了，相当一部分老干部是肯定前17年的。在做历史决议的时候，如何定性前28年中共历史是有分歧的。开始是按时间顺序把前28年写下来，结果是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邓小平对此不满意，认为这样就把前28年否定了。后来换一个方式，先写成就，再写经验，再按照历史线索写，这样才把前28年历史定性的难题解决了，否则就变成中共执政绝大部分时间里，它做的事都是错的。
中国为什么能走向改革？关键是文革结束以后，各个阶层--特别是各个精英阶层--都是文革的受害者，文革把过去的既得利益阶层给铲平了，这个与苏联很是不同，苏联体制有很大弊端，但改革却缺乏动力。现在一般讲中国是渐进式改革，苏联是激进式改革，其实是不对的，苏东剧变之前的三波改革潮，都是渐进式改革，但是改不动，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有强大的利益阶层，不只是高层的，基层普通老百姓也怕失去既得利益。苏联集体农庄的社员在1966年的时候就有了劳保。
中国则不同，75%-80%的农民的是不享受基本社会保障的，他们必须自谋生路，所以农民成了包产到户改革的动力。工人相对复杂一点，他们在毛泽东时代的福利保障比较齐全，而且在政治心理上的地位很高，但是80年代改革并没有触动工人的利益，比如破产下岗的问题没触动，所以他就不会成为一个阻力。不仅如此，80年代国有企业的改革采取的放权让利，实际上工人得了利，因为过去企业没有任何钱，不能盖房子也不能解决就业问题，它有了钱以后，可以给职工盖一些房子，解决子女就业。至于官员阶层，基于个人的痛苦经历和对文革的反思，从中央到地方确实出现了一批锐意改革的领导人。
最近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科斯和他的助手写了一本《变革中国》，提出一个"边缘革命"的理论，认为中国走向市场化完全是边缘力量在起作用：包产到户的农民、个体户、乡镇企业，特区，这四个力量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化转型。他的观点有道理，市场机制一旦被引入，它就会有不断扩张自己疆域的能力，参与市场的主体都是利益驱动，不需要动员，每个人都为发财或者自谋生路不断加入到市场当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实是来自底层的社会力量推动了中国的改革，但是不能够把底层力量跟高层主导的改革分割开，比如说包产到户，毛泽东时代已经有四次包产到户，最后都搞不成，为什么三中全会以后就搞成了呢？很显然是高层政策变化的结果，高层政策不变的话，包产到户不可能全面推行。农村改革是农民对政策底线的不断冲击，从中央到地方一批官员对农民的同情和支持，以及政策跟进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不能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单纯地讲成一个边缘力量的作用，它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
邓小平与陈云："政治上的共识"和"改革措施上的分歧"
徐书鸣：学界有观点把中共改革开放的决策定义为不同阵营之间--比如邓小平阵营跟陈云阵营--斗争的结果。
萧冬连：有人把改革开放看成不同派系斗争的结果，比如"四派"：凡是派、还原派、改革派、民主派，或者是两个阵营：邓小平阵营、陈云阵营，这就把问题看简单了。无论邓小平还是陈云，他们在政治上是有共识的，也是互补的，只是在改革措施上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涉及到发展速度的问题，邓小平要求快，陈云认为要平衡，欲速则不达。
在经济改革问题上，也不能说陈云反对改革，其实改革的第一块理论模板就来自于陈云，而且是出自于陈云在1956年八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在计划经济情况下引进市场机制，实现大集中、小分散，至少1980年以前的改革基本是按这个思路做的，也就是放权让利。陈云的思想并没有变，变的是实践，随着改革实践往前推进，超越了陈云的底线。
邓小平跟陈云不同的地方在于，邓小平的思路更开放，他并没有划定具体的框框，比如发展私有经济要搞到什么程度。他的标准只有一个：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只要"三个有利于"都可以试。有的人说邓小平在1979年就讲了市场经济，但仔细推敲会发现，1979年11月份他和国外一个记者谈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市场调节，并不是后来讲的市场经济，他的思想也是不断发展的。
中国改革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一个路线图，没有一个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如果真是提出这样的目标，改革反而推动不了，党内会遇到极大的阻力。正因为是逐步地往后退，改革才得以实现。经济的发展和改革进程已经到了一定程度，它要求有理论上的新解释，以及政策上的新规定。比如所有制问题，开始是发展少量的个体经济作为补充，国有经济是主体，后来说国有经济是主导，随后又说不管国营企业、私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它是逐步往后退的，提前退了肯定不行。但是经济构成演变到了一个特定程度仍旧不退的话，中共就难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三个代表"也是一样，大量的新阶层出现以后，如果要扩大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必须把新阶级、新阶层容纳到共产党里面，这都是顺势而为的事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袁训会：改革开放至今，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很多人质疑这还是社会主义吗？分明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萧冬连：关键是如何定义社会主义，如果按照传统的定义，现在肯定与传统社会主义相差很远。不说苏联斯大林模式，现行体制与马克思的经典社会主义的定义也有差别。有人认为《共产党宣言》里讲"消灭私有制"是翻译错误，原意应该是"扬弃私有制"，不是"消灭私有制"。但马克思还使用过"废除"、"剥夺"等字眼，可见消灭私有制的确是马克思的本意。它有一个推论前提，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带来的工人的贫困化和周期性经济危机，马克思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只有一条：消灭私有制，从而解除人们对资本的依赖，以及资本对人的奴役，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他确实把消灭私有制作为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出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也有很大距离，尽管现在公有制也占了相当一部分，但是它的比例越来越小，最近几年有人说国进民退，也是短期现象，大的趋势还是国退民进，而且主流的思想也是要逐步减少国家对资源的控制，放宽民营资本在各个领域的准入门坎。在西方人的观念里，所谓市场经济就是私有制经济。
但是，如果重新定义，社会主义追求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还应该成为我们的目标，比如说社会的公平、正义、平等。我们应当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但是这个市场化绝对不能是原始资本主义，这一套在西方社会都已经遭到了否定，中国肯定是不能搞，否则很容易引起社会的剧烈震荡。中国的市场经济应该是现代的市场经济，法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它应该是能够兼顾社会公平、正义和自由等各种价值的市场经济，不能再开倒车回到原始资本主义，不然我们一百多年的动荡就白费了。南美就是一个反面教材，它总是在民粹主义和专制主义之间来回震荡。
民粹主义在集体化时代很流行，它的后果是很明显的，现在再搞这套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也不是说只要是市场的就是合理的。鼓吹丛林法则、赢者通吃，政府官员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个社会肯定是混乱的、动荡的，甚至可能走向崩溃，对这点我很忧虑。
萧冬连，袁训会、徐书鸣，共识网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