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5日星期一

明鏡歷史網: 李铎:宋朝“党人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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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铎:宋朝"党人碑"
Aug 5th 2013, 12:36, by 明鏡雜誌



  现代的行政区划有点乱,如"市",有直辖的,有省辖的,还有市辖。同是市长,官职大小,天壤之别。古代虽然也乱,但是一级级的秩序是井然的。

  古代人不像今天到处跑,往往数辈都守着一块土地,所以不用去特别强调地域,而是以家庭为最基本的单元。那么五户人家组成一个更高级的单元,叫法各有不同,有的叫"伍",有的叫"比",有的叫"邻";这五户的单位再以五为单位组合成"里",也有叫"闾"的,那么一"里"就是二十五户人家;再组合,大概为了计算方便,以乘四来组合成一百户人家,叫"族";五族为"党",一党等于五百户人家;五"党"为"州",已经是两千五百户了,再将五州组成"乡"。所以,乡是一万两千五百户,由二十五个"党"组成。

  尽管传统的儒家文化非常强调意识形态的管理,但古代的行政管理一般不去管人的意识形态。为什么强调?因为管理太弱了。儒者就爱以纠正时弊为己任。这种行政区划,主要是便于征兵征税,经济军事是国家的命脉。取五和五的倍数来计算也方便,一个巴掌就可以。每年产的粮,户交一部分给邻,邻再交到里,一层层上交,中间有没有克扣还待考证。征兵亦如此,只不过是由上往下层层下达指标。

  由于中国稳定的农耕经济特点,养成了人们静止地看问题的习惯。不论是周朝还是汉代,觉得这么一划分,可以一劳永逸,管理起来很方便。同时,这也是计划经济的理论基础。

  问题是,人口的增长是爆发式的,如果风调雨顺,没有战争瘟疫的话,二十年就要翻几番。如果某地流行禽流感什么的,一夜间就能灭几个党。所以行政区太难划分,各地也就因其地理特点不同再来修改划分方法,越搞越乱。

  很多人读古代的书,一遇到行政区的问题就头大。我们且不管它,只要知道,党是一级行政单位,大的时候五六百户,小的时候二三百户,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小区或一个村庄,也就行了。

  "乡党"常常联一起使用,因为都是行政区,比"邻里""比邻"都大得多的。

  虽然说,许慎认为,"鄉"是形声字,但是不论是从甲骨文还是钟鼎文来看,它都是个象形字,像两人对着大锅吃饭。

  "党"字比较复杂,起初写作"?",这么简单的一个字,后来竟被笔划奇多的"黨"来取代。"?"字本义就是地方,是一些人家组成的行政区划单元。而"黨"字的本义是"黑暗",虽然其"黑暗不明"的义项后来由"曭"字来承担,它只管表示一个行政单位,也只作"乡党"之"党",但是由于有个"黑"字钳在里面,总让人觉得不舒服。后来有一支少数民族的名称按音是"党项",就不愿意用带"黑"字的,而用今天的简化字。中国原本有些姓"黨"的也随了"党项族",改为"党",看来大家还都不喜欢黑。

  古代的这些行政区的划分,主要是针对农村的,城市里由于流动性强,虽在某朝某地也偶尔用用,但是主要用于农村。所以"乡里人"就是"农村人","党"自然也不例外。

  中国历来都是重视农业的,这是从经济上来讲,而从意识形态上来讲,却又极蔑视农村,认为他们只知道"吃",还那么"黑",所以,这两个字往往都是指保守、护短、谋私利而聚在一起的人。"乡"还好一点,因为它大;而"黨"渐渐就成了贬义词,所以有"朋黨""奸黨"之词流行。

  不过也有那么一天,"黨"字时来运转。

  话说宋朝时期统治者,傻乎乎地把首都安在了个没有任何屏障的开封,敌人一来,就会将整个国给灭了,国家极不安全,可是又不肯加强军队建设,因为这国家本来就是军人搞政变弄来的,所以皇帝特担心军人的权力大起来再搞兵变,因而还不断削兵。

  这样一来,国家就更不安全。靠什么呢?就只能靠安抚了。谁想打我了,我就给谁送钱、送粮、送丝绸。结果是,虽然敌人不来打,因为打的目的已经达到,还打什么。但是自己的国力却越来越差,加上些贪官污吏再偷一些肥己,所以六十多年就支撑不下去了。这时,出了聪明人,叫王安石。他说服皇帝要改革,其实不改也不行了,再不改老百姓要造反了。这场改革运动,就叫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这人不讲吃穿,不在意车马,不迷恋女色,一门心思地想着帮朝廷理好财,把经济搞活。可是由于体制的问题吧,法虽好,但是执行起来却出问题。

  如青苗法,是为了让百姓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不去借高利贷,由政府贷给他们粮食,等收获以后加上比较低的利息还给政府。这样就表面上是敲了高利贷者的饭碗。可是由于官商是一家,他们联合起来,强迫那些不需要贷粮的人也来贷粮,这样他们就会白赚一笔。否则就诬你反对改革,你就要坐牢。这样,闹饥荒之地的官商和不闹饥荒的老百姓,都反对王安石的法。

  他们越闹越厉害,眼看朝廷要倒,太后执政,将王安石拿下以谢天下,让司马光来执掌大权。

  司马光文章写得好,但是理财之道全然不通,也没有别的办法,就是一条:废了新法,一切还原。没搞几年,国家又到了崩盘的边缘,更是天怒人怨,司马光便被章惇赶下台。那时候的人就已经知道扣帽子了,所以给司马光扣上个"奸黨"的帽子。再后来,蔡京为相,他更推崇王安石,因为王安石是他心目中的理财专家,他从王安石那里学了不少理财本领,不过不是为国,而是为己。为了让王安石在天之灵保佑自己,还动员皇帝将王安石的像立到孔庙。为了给王安石报仇,便在司马光及其追随者身上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亲自撰文,刻下"黨人碑",立遍全国,録司马光及其同党共有三百零九人。这些奸党人,背个"黨"名,归为一籍,赶出京城,永不叙用。

http://www.impactchina.com.cn/d/file/lishi/yueren/2013-07-31/720047fb5e58d79810956679b30d9f80.jpg
 (图注:党人碑拓片;图片由作者提供。)

  可是这些学了理财的高手们,并没有将攫取的财富用以充实国库,都肥了自己,国家眼看又要完。这时天象怪异,西边出现了彗星,也叫孛星,那可是大不祥之兆,便有个叫刘逵的人,赶紧上朝,说是因为刻"黨人碑",让上天发怒了。

  皇帝再大的权也要听上天的,赶紧纠错,毁了"黨人碑"。可是上天还是不依不饶的,又在大白天放出太白金星,那么亮,要与太阳争光辉了。这下朝廷彻底害怕了,为"黨人"平反昭雪,将那些早死了的"黨人"后裔纷纷启用。

  这些党人后裔,以"黨人"为荣,重刻"黨人碑"以炫耀自己高贵的出身;所以,那时的"黨"成了历史上最光荣的黨!

  李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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