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三国演义》毫无疑问具有最为广泛的影响。在文人中，它得到了很高的评价，甚至被称作"第一才子书"；在民间，它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无论是否认识字，都能讲上一段三国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不承认《三国演义》的成功之处：无论故事的叙述还是人物的刻画，无论结构布局还是气氛的渲染，它的表现都是第一流的，足以吸引和征服一般读者。那些比较生动的篇章，如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草船借箭，周公瑾赤壁用兵、关云长单刀赴会……都已长久地留在人们的印象之中，并且因其生动性而得以广泛传播。
无论哪一个民族，也无论哪一个时代，广泛流传的经典都会以它特有的形式参与着民族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的铸造，因而对国民性的生成、巩固、承传和发扬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文学艺术，因为其形象的生动性，往往更容易使人在潜移默化中受其影响，在不知不觉的审美过程中接受其人格理想和价值观念。所谓传统的形成并非只是思想经典传授和灌输的结果，文学经典的作用同样不可低估。尤其对于下层民众来说，他们可能因为受教育的程度而无法阅读高深的思想著作，却有可能通过民间艺人的说唱而接受小说的熏陶。
中国的事实正是如此。至少在明清以降的几百年间，《三国演义》这样的小说在民间的影响的确不亚于经书和史书。在民间，人们大都熟知三国的历史。然而，民众所知道的三国历史并非来自史家的著述，而是主要来自《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人们读"三国"或者听"三国"，从中接受历史知识，也从中接受道德观念与价值标准，并且从中找到崇拜的偶像和人生楷模。小说人物成为大众崇拜的偶像，甚至成为香火越来越旺的神，大概也只有《三国演义》创造了如此辉煌的奇迹！
《三国演义》的确影响深远，然而，它的影响带给人们的究竟是什么？在我们努力挣脱前现代重负而走向现代社会之际，这种影响的继续将意味着什么？
这些问题必须思考。
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从人才学、管理学、领导艺术、外交策略等不同的角度观照《三国演义》，努力发掘遗产，推陈出新，出版了不少旨在为当下提供"参考"或"借鉴"的专著。这些著作当然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是，面对一些人的津津乐道，我却无法摆脱一个疑问：今日中国，真的需要《三国演义》中的管理方式或领导艺术吗？
毫无疑问，在当下的中国，对于传统的经典，首先需要的是审视和批判。无论它多么受人喜爱，无论它地位多么重要，都没有理由逃避审视和批判。也许，正因为它受人喜爱，更应该对其进行揭示；正因为它影响深远，更必须接受价值的重估。因此，以现代意识重新审视《三国演义》这样的经典著作，以人类健康文明所赋予的目光和尺度对其进行再评判，已经是当代学人无法逃避的责任。
当然，这种批判不是扫荡一切。历史就是历史，它已经发生了。经典就是经典，它是历史的存在。就像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一样，历史的存在无法改变。但是，即使我们承认它的历史合理性，也不应该简单地认可它的现实合法性。我们的历史并不是一部值得骄傲的历史，我们的传统也不是值得信赖的传统，面对一部至今影响甚大的文学名著，我们必须对其抱有清醒的认识，对其承载的价值观念和提供的人格理想抱有足够的警惕。
李新宇 2003年末于吉林大学
第一章 以文乱史的文本
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三国志》
第一课 歪曲历史的始作俑者
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认为，《三国演义》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在广大读者中普及了历史知识，使三国的历史在民间得以家喻户晓。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事实，小说的确依靠艺术的力量传播了历史知识。但是，一个问题却不能不引起高度的重视：它所传播的不是一部真实的历史，而是一部被歪曲的历史。它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了大规模的篡改和虚构，而且常常偷梁换柱，张冠李戴，以假乱真，颠倒黑白，因而严重地模糊了历史的真相，扰乱了人们的历史视听。就文学和历史的关系而言，这是中国文学"以文乱史"的一个恶例，不仅不足为训，而且遗患无穷。
当然，这并不奇怪。《三国演义》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民间传说本来就极不可靠，在流传和不断加工的过程中，常常成为一锅大杂烩。如果最后整理者具有严肃的态度，当然会去伪存真，给予订正。但是，这需要渊博的历史知识和较高的思想水平，而《三国演义》在成书的过程中一直没有遇到这样的整理者。罗贯中虽然为小说作出了一些贡献，但非常明显，因为知识准备的严重不足和思想认识的严重局限而没有能够订正其中的错讹，甚至由于他本人的思想倾向而在整理过程中进一步歪曲了历史。毛宗岗的整理和删改情况也是如此。
小说与历史很不相同，小说的叙述可以虚构，而历史的著述必须真实。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史家很早就形成了可贵的传统：严肃考证，辩析真伪，以求真实地纪录历史。小说家没有这种意识，特别是民间说书艺人，往往是兴之所至，信口开河，捕风捉影，胡编乱造，甚至是听众愿意听什么，他们就即兴编什么，听众对什么内容感兴趣，他们就在什么内容上大做文章。他们追求故事的生动性和吸引力，因而往往凭着想像而海阔天空地展开描写。在一般情况下，这种创作方法无可指责，因为离开了想像和虚构，就没有文学艺术，想像和虚构正是文学的特质之所在。但是，这里有一个界线，文学的想像和虚构不能构成对历史事实的侵犯。可惜的是，中国古代的小说家和民间艺人没有意识到小说与历史的界线，缺少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因而往往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也随意进行篡改，并且根据自己在有限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主观好恶而进行美化或丑化。
这是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共有的不幸，而《三国演义》不仅是始作俑者，而且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代表。
为了清楚认识小说对历史的歪曲，我们不妨把历史的事实与小说的表现进行一些对比。尽管一部二十四史都未必完全真实可靠，但正史的记载总比小说可靠得多。要了解《三国演义》的虚假性，有必要读一读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搜集各地逸文而做成的注疏，读一读《后汉书》和《晋书》中的部分篇章。
第二课 尊刘贬曹
谈到小说《三国演义》，人们首先会想到刘备、曹操、孙权、诸葛亮、周瑜、关羽、张飞等一系列人物。这些人物形象的确刻画得生动传神，栩栩如生，因而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然而，这些形象虽然借用了历史上的真名实姓，却没有忠实于人物的本来面目，而是从主观好恶出发进行了大量的虚构和歪曲。
可以说，小说中越是生动形象的人物，虚构的成份就越大，歪曲就越为严重。我们在此暂且不谈诸葛亮与关羽等形象的描写，先从刘备、曹操等人的描写入手，简单看一看其虚假性的一斑——
甲、对刘备的美化
根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所载，刘备并非一个仁慈的理想君主："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赀累千金，贩马周旋于涿郡，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财。先主是由得用合徒众。"陈寿对他的评价是："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他的特点是"折而不挠，终不为下"，所以终于在于乱世争夺中占得西南一隅。
在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的历史上，刘备的地位并不十分重要。作为一个后起者，他迟迟没有建立自己的基业，甚至没有立足之地。因此，在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中，他的存在并不影响大局。但是，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刘备却似乎成了三国时代历史的中心，一切都在围绕着他而运行。好像他一开始就是一个大人物，任何人都无法忽视他的存在。其实，刘备的发迹在于参与了周瑜指挥的赤壁之战，以及战后鲁肃说服孙权借了荆州给他立足。在他从刘璋手中夺得西川 之后，才真成为割据一方并且举足轻重的人物。当然，小人物也有自己的历史，小说完全可以以小人物为故事的中心。但是，历史是不可伪造的。而《三国演义》却处处伪造历史，甚至为此而改用史籍中的语言。在《三国志》中，当曹操南下而东吴诸将纷纷主降，鲁肃请孙权急召周瑜，而周瑜见权即力主抗曹之际，孙权说过这样一段话："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陡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这里没有提到刘备。到了《三国演义》中，这段话却被改成了这样"：曹操平生所恶者，吕布、刘表、袁绍、袁术、豫州与孤耳。今数雄已灭，独豫州与孤尚存。孤不能以全吴之地，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与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凭空多出一个刘豫州，而且生发出"非刘豫州莫以当曹操者"之论。借孙权的话突出刘备，好像在当时的天下大势之中刘备已经举足轻重。考察当时的情况，并非是孙权特别忽略了刘备，而是事实使任何人都不可能特别把刘备计算在内。"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只是曹操私下之论，并非天下共识。人们的言论只能从当时的现实出发。而当时的情况是，刘备早晨在公孙瓒门下，晚上在陶谦门下，今天投吕布，明天投曹操，后天却成了袁绍的战将。最后终于投在刘表门下，却也只让他守一个小小的新野。曹军南下，他连新野也弄丢了。战将不过几员，兵马不过几千，没有立足之地，在群雄逐鹿的战局中，的确还数不到这粒棋子。小说为了显示刘备的重要地位，却篡改孙权的话，让人感觉赤壁战前的刘备似乎已与孙权同样重要，而且只有他可以与孙权一起抵抗曹操了。类似的表现在对刘备的描写中比比皆是。
在《三国演义》中，不仅不顾历史真实而努力突出刘备的重要性，而且不顾历史事实而努力美化刘备作为理想君主的形象。他不仅是汉室正统惟一合法的继承者，而且是"仁"和"义"的代表，作者对其宽厚仁爱、谦恭慈悲和知人善任的明主特征进行了刻意的渲染，反复刻画，并且极尽夸张和想像。但是，历史上的刘备与理想的君主形象却相距甚远，比如，不好读书，喜欢狗马，就已经不是罗贯中时代理想君主的性格特点，再比如，暴虐和匪气也不再是君主身上的美德。那么，要美化刘备的形象，就只有采用文过饰非偷梁换柱的手法，把一切能够表现宽厚仁慈的行为都加到刘备的身上，而把一切有损于宽厚仁慈的理想君主的行为统统隐去或者干脆置于他人头上。
在历史上，督邮是刘备亲自鞭打的。《三国志》中有如此记载："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柳，弃官亡命。"仅仅因为求见不许，就如此鞭挞上司，其流氓匪性昭然若揭。此事还有裴松之所引《典略》作为旁证："其后州郡被诏书，其有军功为长吏者，当沙汰之。备疑在遣中。督邮至县，当遣备，备素知之。闻督邮在传舍，备欲求见督邮，督邮称疾，不肯见备。备恨之，因还治，将吏卒更还传舍，突入门，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邮。'遂就床缚之，将出到界，自解其绶，以系督邮颈，缚之著树，鞭挞百余下，欲杀之。督邮哀求，乃释去之。"这种行为表现着一种血气之勇，但是，显然不是仁厚君主的气度。
小说为了把刘备塑造成一位宽厚仁慈的君主，把鞭打督邮的事加到了张飞身上，而使故事成为这样一番情景：
到县未及四月，朝廷降诏，凡有军功为长吏者当沙汰。玄德疑在遣中。适督邮行部至县，玄德出郭迎接，见督邮施礼。督邮坐于马上，惟微以鞭指回答。关张二公俱怒。
及到馆驿，督邮南面高坐，玄德侍立阶下。良久，督邮问曰"：刘县尉是何出身？"玄德曰"：备乃中山靖王之后，自汲郡剿戮黄巾，大小三十余战，颇有微功，因得除今职。"
督邮大喝曰："汝诈称皇亲，虚报功绩！目今朝廷降诏，正要沙汰这等滥官汗吏！"玄德诺诺连声而退。归到县中，与县吏商议。吏曰："督邮作威，无非要贿赂耳。"玄德曰"：我与民秋毫无犯，哪得财物与他？"次日，督邮先提县吏去，勒令指称县尉害民。玄德几番自往求免，俱被门役阻住，不肯放参。
却说张飞饮了数杯闷酒，乘马从馆驿前过，见五六十个老人，皆在门前痛哭。飞问其故。众老人答曰"：督邮逼勒县吏，欲害刘公；我等皆来苦告，不得放入，反遭把门人赶打！"张飞大怒，睁圆环眼，咬碎钢牙，滚鞍下马，径入馆驿，把门人那里阻挡得住，直奔后堂，见督邮正坐厅上，将县吏绑倒在地。飞大喝"：害民贼，认得我么？"督邮未及开言，早被张飞揪住头发，扯出馆驿，直到县前马桩上缚住，攀下柳条，去督邮两腿上着力鞭打，一连打断了柳条十数枝。玄德正纳闷间，听得县前喧闹，问左右，答曰"：张将军缚一人在县前痛打。"玄德忙去观之，见绑缚者乃督邮也。玄德惊问其故。
飞曰："此等害民贼，不打死等甚！"督邮告曰："玄德公救我性命！"玄德终是仁慈之人，急喝张飞住手。旁边转过关公来，曰："兄长建许多大功，仅得县尉，今反被督邮侮辱。
吾思枳棘丛中，非栖鸾凤之所；不如杀督邮，弃官归乡，别图远大之计。"玄德乃取印绶，挂于督邮之颈，责之曰："据汝害民，本当杀却，今姑饶汝命。吾缴还印绶，从此去矣。（"第二回）
经过这样一番改造， 刘备成了谦恭有礼宽厚仁慈的君子，而且清正廉洁，深受百姓爱戴。而张飞鞭挞督邮，也成了他疾恶如仇的性格表现：教训"害民贼"，不过是伸张正义；即使杀了督邮，也不过是"为民除害"。把"民"拉扯进来，是小说为刘备、张飞等人贴金的有效方法。如果单纯从艺术上看，这种改动是成功的，但是，这种成功的艺术却是用于伪造历史，把一个匪气十足的流氓头子打扮成了仁慈君主。
在小说中，关于刘备的描写类似的情况很多，如陶恭祖三让徐州，而刘备固辞不受，小说写"徐卅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 "（，十 二 回 ）徐庶建议将他乘坐的"必妨一主"的千里马先赐与有仇怨之人，而刘备"闻言变色曰：'公初至此，不教吾以正道，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备不敢闻教。 "（三十五回）曹操挟持徐母计赚徐庶，孙乾力劝刘备羁留之以促使曹操杀死徐母，坚定徐庶效忠刘备的信念。刘备严词拒绝说："使人杀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绝其子母之道，不义也。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三十六回）博望坡战役之后，诸葛亮劝他乘刘表病危之机，取荆州以拒曹兵，刘备说："备受景升之恩，安忍图之！""吾宁死，不妨做负义之事。（"四十四回）在曹军进逼之下，刘备携民渡江，百姓"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玄德于船上望见，大恸曰：'为吾一人而使首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这一切，都在努力表现刘备的大仁大义，但不是历史事实。
乙、对曹操的丑化
在三国时期的历史上，曹操毫无疑问是一个卓有建树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凡严肃的历史叙述对曹操多有肯定。陈寿认为："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魏书·武帝纪》）。鲁迅说过："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曹操御军三十余年，但手不释卷，登高必赋，而且高谈阔论，谈笑风生，并长于草书和围棋。他生活节俭，不好华服，赏罚分明，"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作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当然有弄权、奸诈和残忍的一面，但他的性格是复杂的，决非无善可陈。小说却隐善扬恶，把曹操生平中的功德和善行都统统遮蔽，或者解释为奸诈和权术的表现，而把他残忍和奸诈的一面作了无限的夸大，创造了一个为人唾骂的奸雄。小说赋于他的性格特征是奸诈、残暴、阴险、狡猾、虚情假义、反复无常，一切与刘备都恰恰相反。
为了充分丑化曹操的形象，小说极写曹操的恶行。比如，因多疑而错杀吕伯奢一家，报父仇滥杀无辜，许田围猎冒承群臣恭贺，杀王垢、杀华陀，杀杨修、杀贵妃、杀皇后，借刀杀祢衡……
这些情节有的史书有所记载，小说对其进行改造和加工，望风捕影，添枝加叶，着力突出曹操的丑恶；有的史书中没有记载，完全是小说作者的编造。无论如何夸张和编造，目的都非常明显，就是充分表现曹操的奸诈和残忍。
杀吕伯奢的情节描写是有代表性的。在第四回中，小说写曹操刺杀董卓失败逃走之后，与陈宫一起来到曹父的结义兄弟吕伯奢家，吕伯奢为了招待他们，到临村买酒去了——
操与宫坐久，忽闻庄后有磨刀之声。操曰："吕伯奢非吾至亲，此去可疑，当窃听之。"二人潜步入草堂后，但闻人语曰"： 缚而杀之，何如？"操曰"：是矣！今若不先下手，必遭擒获。"遂与宫拔剑直入，不问男女，皆杀之，一连杀死八口。搜至厨下，却见缚一猪欲杀。宫曰："孟德多心，误杀好人矣！"急出庄上马而行。行不到二里，只见伯奢驴鞍前鞒悬酒二瓶，手携果菜而来，叫曰： "贤侄与使君何故便去？"操曰"：被罪之人，不敢久住。"伯奢曰"：吾已吩咐家人宰一猪相款， 贤侄、使君何憎一宿？速请转骑。"操不顾，策马便行。行不数步，忽拔剑复回，叫伯奢曰："此来者何人？"伯奢回头看时，操挥剑砍伯奢于驴下。宫大惊曰："适才误耳，今何为也？"操曰："伯奢到家，见杀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众来追，必遭其祸矣。"宫曰"：知而故杀，大不义也！"
操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陈宫默然。（第四回）
情节写得很生动，而且点题性地写出了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性格特征。然而，史实并非如此。关于这个情节，《三国志》对此没有记载，裴松之注引当时另一部《魏书》说："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由此可见，曹操虽然杀人，却没有杀吕伯奢。在裴松之引用的另外两部书《世语》、《杂记》中，也有关于这一情节的记载，同样没有写他明知错杀而一错再错地杀掉吕伯奢。
有一些情节在史书中完全没有记载。如第十七回中的"杀王垢"——
管粮官任峻部下仓官王垢入秉操曰："兵多粮少，当如之何？"操曰："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垢曰"：兵士尚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垢依命，以小斛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听， 无不嗟怨。皆言丞相欺众。操乃密召王垢入曰："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勿吝。"垢曰： 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头以示众耳。"
垢大惊曰："垢实无罪！"操曰："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心变矣。汝死后，汝妻子吾自养之，汝勿虑也。"垢再欲言时，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头高竿，出榜晓示曰："王垢故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
这一情节的确很能表现人物的狡诈和残忍，而且也的确是中国官场中并不鲜见的手段。但是，正史中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载。这里涉及一个原则问题：如果所写人物只是一个虚构的传统官僚，当然可以根据"可能性"而进行描写，但对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却不能如此不负责任地随意栽赃。然而，小说《三国演义》却正是通过一系列这样的描写，而把曹操写成了一个不仁不义的奸雄。又由于小说的影响，使曹操在中国民间成为一个奸诈、残忍的"反面人物"。
为了丑化曹操的形象，小说还不惜歪曲史实，千方百计利用一切机会，让他狼狈不堪，出尽洋相。例如，赤壁之战是一场遭遇战，《三国志》的《武帝纪》、《周瑜传》等写的都是两军相遇于赤壁，虽然周瑜和黄盖的火攻策略的确精彩，但对曹军的打击未必很大，曹军退兵的主要原因大概的确在于兵士因水土不服而多病死。既然初战不利， 曹操就率军撤回了。《三国演义》则将它无限夸大，演义出若干回的故事，使曹操输得非常狼狈，而且凭空编造出关羽"义释华容"的故事，使人感觉似乎是曹操几十万大军一败涂地。再如，潼关大战确实非常激烈，但是，战争的胜利者不是马超，而是以曹操的胜利告终。《三国演义》却依靠想像的力量，演义出曹操"割须弃袍"的情节，极写其战败逃跑的狼狈相。
第三课 以假乱真，颠倒黑白
考察《三国演义》对人物的描写，不尊重历史真实的情况比比皆是。有人说《三国演义》三分是虚，七分是实。其实，真实之处大概不足五分。在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刻画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小说对历史的歪曲和篡改。
甲、 对周瑜、鲁肃、吕蒙等人的歪曲
历史上的周瑜足智多谋而又"雅量高致"。刘备称他"文武筹略，万人之英"。孙权说他有" 王佐之资"。根据陈寿《三国志》记载，他不仅是东吴立国的元勋，风流儒雅，气度恢宏，而且是才情具备，精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
但在《三国演义》中，周瑜成了诸葛亮的陪衬人物。对周瑜的描写都成了神化诸葛亮的手段，即使大写周瑜在赤壁之战中的风采，也在以"水涨船高"的方式烘托诸葛亮。小说完全不顾历史的事实，把周瑜写成了一个气量狭小的人物，时时处处加害诸葛亮，而智谋总是略逊诸葛亮一筹，因而最后只能被诸葛亮气死。"三气周瑜"完全是小说的虚构，极大地丑化了周瑜的形象。不仅如此，小说还对周瑜进行了一种"愚蠢化"的处理。考察历史人物的真实情况，"江东多才俊"，周瑜又是江东才俊中的英杰，知识与才情都不在诸葛亮之下。抗曹本是周瑜、鲁肃与孙权一致的主张，在小说中却成了诸葛亮"激将"的结果。而且所用的方法又是那样的可笑：诸葛亮故意把《铜雀台赋》中的"二桥"读为"二乔"，并解释了曹操南下的目的之一就是得到周瑜和孙策的妻子"二乔"，于是便激起了周瑜对曹操的愤恨，坚定了抗曹的决心。把周瑜想像得如此愚蠢，就像"舌战群儒"的描写把东吴名士和诸葛亮本人都表现得非常愚蠢一样，只能证明小说作者的智商低下。
然而，这种低智商的篡改几乎处处都是：比如，赤壁大战之所以获胜，到底关键何在？《三国志》写得清楚："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小说却一定要把诸葛亮处理为关键人物：用火攻，是他与周瑜"英雄所见略同"；决胜的关键，是诸葛亮借来了东风。小说让诸葛亮装神弄鬼，歪曲历史，欺骗读者，而且还要"后人有诗为证"："七星坛上卧龙登，一夜东风江水腾。不是孔明施妙计，周郎安得逞才能？"。
如果说《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等人的形象虽被扭曲，却还多少有点儿根据的话，鲁肃的形象则除了名字之外几乎全是杜撰。根据《三国志》等史书的记载，历史上的鲁肃" 虽在军阵，手不释卷""，思度宏远""，有过人之明"。他初见孙权就提出了发展吴国的战略：立足江东，北拒曹操，待机剿除黄祖，进发刘表，竟长江而有之，然后建号称帝以图天下。其宏略不亚于诸葛亮的《隆中对》。可以说，在东吴的历史上，鲁肃是诸葛亮式的人物。吴国的建立和发展基本上是按照他提出的战略进行的。曹操南征荆州，孙权部属大多主降，惟鲁肃坚决反对投降，并劝孙权召回周瑜，共商战守大计。赤壁大战之后，他又力主扶刘抗曹，并劝说孙权借荆州给刘备作为立足之地。当刘备言而无信反复无常之时，鲁肃并非一酬莫展。陈寿写下了这样的情节："及羽与肃邻界，数生狐疑，疆场纷错，肃常以欢好抚之。备既定益州，权求长沙、零、桂，备不承旨，权遣吕蒙率众近取。备闻，自还公安，遣羽争三郡。肃住益阳，与羽相拒。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会。肃因责数羽曰：'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语未究竟，坐有一人曰：' 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 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羽操刀起谓曰：'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备遂割湘水为界，于是罢军。"由此可见，"单刀会"的胜利者不是关羽，而是鲁肃；在"单刀会"上大展雄风的也是鲁肃。
但是，在《三国演义》中，鲁肃却成了诸葛亮与周瑜两人智斗的牺牲品， 而且成了一个时时被诸葛亮愚弄的无能之辈。
与鲁肃相比，吕蒙在小说中的命运就更糟。他不仅被歪曲，而且被诅咒，被强加了一个死亡的结局。历史上的吕蒙的确不凡，不仅战功卓著，而且谋略超人，治军有方。他军法严明，曾为兵士拿百姓一只斗笠而垂泪正法；他体恤百姓，取荆州首先取的是民心。甘宁性格粗暴，屡次冒犯，孙权都为之大抱不平，他却能宽厚待之而不予计较。他因此而深得孙权器重。关于吕蒙之死，《三国志》有如此记载："会蒙疾发，权时在公安，迎置内殿。所以治护者万方，募封内有能愈蒙疾者，赐千金。时有针加，权为之惨戚，欲数见其颜色，又恐劳动，常穿壁瞻之，见小能下食则喜，顾左右言笑，不然则咄唶，夜不能寐。病中廖，为下赦令，群臣毕贺。后更增笃，权自临视，命道士于星辰下为之请命。年四十二，遂卒于内殿。时权哀痛甚，为之降损。蒙未死时，所得金宝诸赐尽付府藏，敕主者命绝之日皆上还，丧事务约。权闻之，益以悲感。"由此，我们既可以看到吕蒙的情操，也可以看到孙权对吕蒙的依重，更可以知道吕蒙病逝时的情状。而小说却因为吕蒙打败了关羽，而让关羽的英灵复仇，使吕蒙在庆功宴上当场毙命。对于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这种编造和篡改实属恶劣。
乙、 对魏延、赵云等人的篡改
对魏延的歪曲又是一种情况，但也具有代表性。在《三国演义》中，魏延首次出现于刘备兵败无路可走之时：开城迎接刘备，刘备却并不领情，他只好投奔韩玄去了。十回之后，关羽带兵攻打长沙，黄忠出而迎战，韩玄因怀疑黄忠通敌而要将其斩首。魏延挺身而出，杀死韩玄，献了长沙。不料，诸葛亮却看出魏延"脑后有反骨"，认定他"久后必反"，因而下令将其斩首。幸亏刘备阻止，才免一死。诸葛亮死后，魏延果然造反，但终于逃不出丞相的妙算，刚刚叫了一声"谁敢杀我"，就被马岱奉丞相遗命斩掉了。
但是，历史上的魏延并非如此。《三国志》说魏延"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所谓"部曲"，就是将领们自己招来的人，是部下，也是仆从。既然是刘备的"部曲"，就不是降将。考察三国历史，魏延一直追随刘备，而刘备也对他不薄。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取得汉中。汉中重地，必有大将镇守，派谁合适？当时关羽镇守荆州，大家都以为非张飞莫属，张飞自己也这样想。然而，刘备却命魏延"督汉中军事，领汉中太守"，使军中大为惊讶。此后魏延一直镇守汉中，并不负刘备重托。他在当时的地位很高，可与关、张、马、黄并列。诸葛亮北伐时派魏延督前部军马，又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建兴八年，他又深入羌中大破了魏国雍州刺史郭淮，升征西将军，进封南郑侯。由此可见，这个人确有军事才能。《三国志·杨仪传》说"：亮深惜（杨）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由此可见，历史上的诸葛亮虽然爱惜杨仪，却并未歧视魏延，更没有认为他"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而在临死还安排人杀他。
在诸葛亮死后，魏延与杨仪之间爆发了一场生死搏斗，结果是魏延失败而被杀，顶了"反叛"的罪名。对于这一历史事件，虽然不同的记载颇有矛盾之处，但真相不难清楚，军内火并，败者无言，历史由胜者书写。但是，无论如何，他的死与诸葛亮的安排无关。小说完全是站在杨仪的立场上虚构了诸葛亮一开始就看出他脑后有反骨而最后终于收拾了他的完整故事。这就以小说参与了蜀汉内部的派系斗争。遥想当年，杨仪等人自然为魏延组织了"反叛"的材料，但是，他们还不至于改变魏延跟随刘备的履历，而小说却改变了他的履历，使他不再是刘备忠实的追随者，而成了屡次叛主的降将。
谈到远离历史真实的人物，赵云也是一个。
在小说中，赵云是"五虎上将"之一。"关、张、赵、马、黄"，地位排在关羽、张飞之后，马超、黄忠之前。但是，所谓"五虎上将"只是小说的虚构，赵云的位置不在此处。在刘备阵营中，赵云的情况与关羽、张飞很不一样，他长期担任刘备的侍卫统领， 地位无法与其他四人相比。直到其他四人死后，他才慢慢显赫起来。如果认真考察，赵云虽然武艺超群，却是文官而不是武将。虽然史书中对此也缺少清晰的记载，但在成都武侯祠，赵云端坐在文臣一边，而不是与武将们并立在一起。武侯祠在小说《三国演义》形成前多年已经存在，它当然比小说更加可靠。
其实，只要看一看历史上的赵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自从离开公孙瓒而跟随刘备，重要的事不过几件：首先是长阪护主。乱军之中，刘备弃妻子南逃。赵云却保护了他的老婆孩子。"及先主为曹公所追于当阳长阪，弃妻子南走，云身抱弱子，即后主也，保护甘夫人，即后主母也，皆得免难。迁为牙门将军。"
考察赵云的履历，很少承担攻城掠地的任务，没有斩将拔关的经历，因此也成不了封疆大吏。刘备自称汉中王之后，再次为功臣加官晋爵，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镇守荆州；张飞为右将军，假节，领巴西太守；马超为左将军，假节；黄忠为后将军；魏延为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赵云不过是翊军将军，仍然是近卫军统领。
赵云的确不算出色的将才，却有着非凡的政治眼光，于大政方针常有卓见。刘备占领成都之后，曾欲以成都著名田宅分赐诸将。赵云曰："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不宜夺之以私所爱也。"关羽被杀之后，刘备为报仇而起兵攻打东吴。赵云说的是："国贼，曹操，非孙权也。若先灭魏，则权自服。今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如此远见决非关张马黄所能具有。
可惜小说总是把他作为一个战将描写，让他在战场上跑来跑去串龙套。孔明总是给他三千兵马，让他去完成一个什么任务，但那任务必然是莫名其妙，在历史上留不下任何痕迹。
第四课 严肃的谎言
因此，《三国演义》虽然具有深广的影响，使三国故事得以在广大民众中广泛流传，但这种传播是有害的。因为它并未忠实于历史，而是对历史进行了颇多歪曲，所以，这种作品在民间的影响越大，就越容易惑乱历史视听。
也许有人会说，小说是小说，历史是历史，小说不同于历史，因此也不应该以历史的真实性要求历史小说。而且，无论《三国演义》如何违背历史的真实，真正熟知三国历史的人们都不会把小说叙述的故事当真。至于有人要把小说当作历史去读，那与小说本身无关。
是的，明明是荒诞不经的小说，一些人却不把它当小说来欣赏，而是把它当作历史去认识。这责任也许在于读者。可是，就连毛宗岗等人都是如此，中国有多少人能有区分小说与历史的自觉？直到今天，很多人对三国历史的了解都不是源自严肃的历史叙述，而是来自小说《三国演义》。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因为越是低层次的读者，越无法意识到小说与历史的差别。在中国古代，小说的意义并非在于审美，而是主要在于认识和教化。小说被作为附属于历史的支流，任务是演绎历史和补充细节。因此，它也被要求像史书一样"，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垂鉴后世""，不致有前车之覆（"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古代通俗小说的读者对小说的根本要求不是审美价值，而是认识价值。人们通过小说去认识历史，自然对小说提供的事实比对小说艺术本身更感兴趣。正因为这样，纯虚构的小说远远不如历史演义小说更能满足人们的期待。即使是最为荒诞不经的故事，只要附会上一点史实，或者安在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身上，也极容易被当成历史的事实。也正因为这样，中国的历史演义小说特别发达。由于这种小说的流传，真实的历史叙述被大面积淹没，使假的成为真的，而真的反而无人知晓。
何况，就像我们无法要求每一个读者都能区分小说和历史的根本差别一样，我们也无法要求一般读者在阅读《三国演义》之前先去深入地了解三国的历史，甚至无法要求人们要读《三国演义》必须先读《三国志》。正因为这样，在广大的读者中，小说早已代替了历史，各种虚构的人物代替了真实的历史人物，各种演义故事代替真实的历史故事。
也许有人会说，历史可以"戏说"。是的，历史也许可以戏说，比如当下流行的"戏说乾隆"之类的电视剧。但是"，戏说"有自身的特点，它极不严肃的，只承载娱乐的功能而不承载传播历史知识的功能。它可以自我解构，使人看过之后不至于信以为真。而《三国演义》不是戏说，而是一种严肃的叙述，把一切都说得像真的一样，因而极易使人信以为真。一句话：《三国演义》不是戏说，而是严肃的谎言。
作为历史小说，可以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遵守史的规则，严肃地对待历史事实，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后果、来龙去脉，都必须是真实的，叙述者来不得半点违背史实的想像和虚构。这样，留给艺术家想像和虚构的空间极为有限。所以，真正的艺术家珍惜艺术的创造性，就不会到严肃的历史中自取其缚，更不会随意地乱碰历史。二是坚守艺术的立场，让艺术享有充分的自由，让艺术家的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随心所欲地虚构故事，根据创作主体的需要塑造人物。那么，就要清楚地意识到艺术与历史的边界，决不能侵犯历史的疆域，更不能以艺术的想像和虚构混淆历史视听。也就是说，要么是彻底的真实，要么是完全的虚构。虚构的艺术对历史的借用是极为有限的。只要借用一个历史人物的姓名，就要为这个姓名负责，这个人物没有做过的事，就不能加到他的身上；只要借用一个朝代，也应该为一个朝代负责，那个时代没有发生过的重大事件，也不能加到那个时代身上。帝王将相和历史名人的故事是不能随意编造的，因为他们的事迹在历史上都有案可查，艺术家没有权力为某个朝代捏造一场战争，也没有权力为某个皇帝捏造一个宰相。
对于刚刚逝去的历史和人物，我们都知道不能随意歪曲和篡改，若要改写，必须有史实为据，更不能因随意的改写而构成对人物的歪曲和污蔑。对待古代的历史，也应做如是观。古代名人也应该有自己不可侵犯的姓名权。
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罗贯中之辈认识小说与历史的界线，无法要求他们不侵犯历史人物的名誉权，甚至无法要求他改正以文乱史的错误，但是，却不能把他们不负责任的做法视为正常和正当，而是应该告诉人们：《三国演义》对待历史的态度和创作方法都不足为训！
只有对自己的历史极为不负责任的民族，才会把这样不负责任的叙述奉为经典。
摘自《<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批判》，王学泰、李新宇著，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