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朝代鼎革之际，除了胡适、傅斯年为首的少数自由知识分子选择离开大陆之外，绝大多数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都选择了留在大陆。
这些选择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大多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他们大多曾留学英美，英文造诣非常好，例如钱锺书、吴宓等；第二，他们早年或多或少的接受过私塾教育，古文功底非常好，如陈寅恪、周一良等；第三，这些知识分子，对于时代的变迁与意识形态的变化，非常敏感，对于当时的政策，多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因此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民国时期，都可算得上是公共知识分子，如钱端升、马寅初等。
民国时期，这些知识分子，因为有民营报纸，也有同人杂志，所以他们的声音可以通过文字很快地表达出来。而到了新时期之后，由于接踵而至的各种运动，虽然他们还有发表文章的权利，可是那些文章大多是自我批判的文章，或者是受上面命令所写的文章，他们真正的看法往往隐藏在内心深处。
逼仄的言论空间使他们很难畅所欲言，然而，文人总是这样，自己一旦对某些事情有了看法，总会禁不住有把它表达出来的冲动，因此，他们对各种事情的看法就会通过他们独有的方式隐晦曲折地表达出来。
在这方面，表现明显的是陈寅恪。他把对许多事情的看法通过写旧体诗的方式曲折地表达了出来，因此要了解陈寅恪，解读他在这一时期的旧体诗就显得非常重要。旧体诗之外，不少知识分子很多时候还通过英语和隐语表达自己的真实心境。
英语背后王毓铨的"师生情谊"
1950年，通过英文表达自己内心想法最典型是王毓铨。
王毓铨，193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是胡适很得意的学生。王毓铨和他的妻子胡先晋，还曾帮胡适抄写过胡适父亲胡传的日记与文稿。在北大求学时期的王毓铨，思想开始左倾，后来去美国留学期间，曾跟在美国的中共党员有过来往。
1945年抗战胜利后，董必武前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王毓铨曾接待董必武。当时，董必武曾要求王毓铨统战胡适。为统战胡适，王毓铨还曾把胡适在纽约的地址告诉董必武。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共号召海外留学的知识分子归国，王毓铨打算回国。回国之前，鉴于他的老师胡适也在美国，因此王毓铨向他的老师胡适辞行。对于王毓铨的抉择，胡适给了王毓铨两个意见：第一，建议王毓铨最好呆在待遇优厚的美国，不要回国；第二，如果非要回国，最好要写文章批判胡适。
对于胡适的这两个建议，王毓铨都没听从。他回国之后，不仅没有批评胡适，还曾给胡适写过信。那时候，胡适在大陆已经有了"战犯"的嫌疑，许多知识分子都切断了与胡适的联系，但王毓铨还是给胡适写了信。胡适在给杨联陞的信中，提到了这封信的相关内容：
王毓铨来信，他现在午门历史博物馆作工，韩寿萱主持其事。王信上说，王有三与韩、冯三人请他夫妇吃饭，——"A big dinner. Met Ssutu(我的儿子思杜)who is now studying at the Huapei Revolution University. He told us that on the day he helped the kitchen, he cut meat for 1000 persons……"
引号中的英文是胡适引用的王毓铨的来信，其中谈到了胡适的儿子胡思杜的情况。王毓铨知道，自己的老师胡适作为父亲是会惦念在大陆的儿子胡思杜的。虽然这时候写信给"战犯"胡适，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这时候的王毓铨依然相信"政治是政治，师生是师生"。
英语背后的钱锺书夫妇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许多人都要检讨，精通英语的杨业治就曾通过英语帮助杨绛。据《听杨绛谈往事》一书回忆：
运动期间，为了避嫌，要好朋友也不便往来。杨业治在人丛中走过杨绛旁边，自说自话般念叨"Animal Farm"，连说两遍，杨绛已心里有数了，这就是她的"底"。
原来，杨绛起初并不知道她要检讨什么，经杨业治提示，她才想起曾在课堂上介绍过英国当代小说Animal Farm，于是，才在检讨中做了说明，检讨才得以通过，据杨绛回忆：
"专管'洗澡'的全校学习领导小组还公布为'做得好的'检讨"。
这一时期，面对新时代的转换，许多知识分子都显得无所适从，是紧跟时代步伐，还是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这其实也是考验知识分子的一个难题。面对这一难题，钱锺书私下用英文跟杨绛说出了自己内心的选择，他说：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ence。（如果我们没有言论的自由，那么，至少我们有沉默的自由）
反右前后的马寅初与梁思成
1949前后，对于新政权，梁思成是抱有很大的期待的。后来，随着北京城旧城墙不断被拆，梁思成与新政权的矛盾也不断加深，不过到了1957年，梁思成积极反对右派，成为拥护党的领导的典型。然而，在积极跟随时代潮流的背后，梁思成内心似乎也有对朋友的愧疚之感。陈徒手《1957年反右运动前后的梁思成》一文中曾写到：
刘小石回忆道，有一次梁先生在清华内部批判右派分子钱伟长，发言过后，用英文对钱伟长轻声地说了一句："很对不起。"
一句英文的"很对不起"背后，是梁思成内心的挣扎与煎熬。
跟梁思成相似的还有马寅初。1949年之后，马寅初其实是紧跟时代潮流的。在他执掌北大期间，马寅初曾积极配合新政权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当时，民国时期有名的教授周炳琳思想检讨不过关，马寅初还曾积极帮助周炳琳进行思想改造。然而，1957年，马寅初听了储安平的《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发言后，当时即用手拍着椅背,连称"Very good, Very good!"
两句"Very good"的背后，马寅初又在想些什么呢？
隐语背后的友情
其实，那些知识分子不仅用英语表达着自己内心的想法，他们有的人还用隐语来表达自己的心境。陈衡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49前后，陈衡哲与任鸿隽夫妇留在了大陆。他们都是胡适最好的朋友之一。面对大陆如火如荼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两人似乎都保持了沉默。在数百万字的批胡文字中，我们并没有看到陈衡哲的只言片语。不仅如此，就在举国批判胡适的时刻，陈衡哲还通过留在美国的女儿，与胡适保持着秘密联系。
据陈衡哲的女儿任以都回忆：
等到四九年两人（胡适与陈衡哲）分手之后，我们家里为了避免触犯时讳，便有个暗语，用"赫贞江上的老伯"来称呼胡适。家父去世后，家母即写信给我，要我赶快通知赫贞江上的老伯。我遵嘱写信给胡伯伯，他回了一封很长的信，很悲伤地说："政治上这么一分隔，老朋友之间，几十年居然不能通信。请转告你母亲'赫贞江上的老朋友'在替她掉泪。"可见他们那一代彼此之间的感情是很真挚的。
隐语"赫贞江上的老伯"的背后，体现的是陈衡哲与胡适的友情，虽然政治运动可以喧嚣一时，可以气焰嚣张，然而，一时的政治运动终究敌不过友情，甚至爱情。不仅陈衡哲如此，胡适的恋人曹诚英也是如此，"胡适思想批判"中曹诚英也没有写过批胡的文章，不仅如此，临死之际的曹诚英，还央求她的乡亲们将她的墓碑葬在了绩溪县旺州村，那个地方，是胡适回家的必经之路。虽然，死前他们不能相见，但在死后，两人必将重逢。
林建刚，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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